去年，我市在開展“信用交通市”建設工作實施信用監管，全年責令2家運輸企業停業整頓，幫助失信企業修復失信記錄1373條，完成修復“清零”失信企業100%，共吊銷《道路運輸證》45本，上報超限超載嚴重失信“黑名單”3例。(《安慶晚報》5月19日)

　　失信必須受到相應的信用懲戒，這是建立信用社會的首要前提，也是打造營商環境的必然要求。但也應看到，在對失信主體的管理上，存在著重進輕出的問題，失信主體被列入失信“黑名單”后，相關退出機制不夠完善，由此導致進入“黑名單”后退出難。尤其是在一些失信不是很嚴重，乃至并無惡意失信的情況下，一系列的信用懲戒會大幅提升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成本，這就會嚴重抑制市場主體活力。因此，允許失信市場主體有條件地修復信用，有利于創造約束有度、寬松有序的市場環境，也有利于創造更加便捷、高效的營商環境。

　　對絕大多數失信主體來說，他們并不想走到失信這一步，更不想被列入失信“黑名單”。所以，一旦被列入失信“黑名單”，受到一系列的信用懲戒，都非常期待改善自身形象、消除不良影響，能擁有信用修復的機會，使生產經營能夠回歸正常軌道。這就要求我們建立健全信用修復機制，在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的同時，不斷增強信用修復的彈性，使失信懲戒、信用修復相互促進，相得益彰。

　　信用修復是一個系統工程，涉及到許多具體而細致的問題，需要政府各部門聯合推動。通過對失信對象采取信用修復的補救行為，允許失信人在特定情形下采取必要的措施，來減輕聯合懲戒對當事人的影響。作為失信主體的自我糾錯機制，信用修復不是給失信主體“斷后路”，而是“謀出路”。其目的不在于簡單懲戒失信者，而是讓更多人認識到守信的意義、信用的價值，進而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行穩致遠。